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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片肥美的土地太过诱人，以至于朝廷想要在此征收更多的赋税，世族也想在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。
如此重压之下，百姓们承担了太多太多的赋役，以至于不得不典当田产，卖儿贴妇，甚至自卖其身，一个个地成为了世族的奴隶、佃客，从此终年为人劳作，不得歇息，也无资财。
“徐州还是太小了，也不如三吴和荆扬那般富庶。”郗归的思绪荡漾开来，目光逐渐变得坚定，“若能想方设法，在与徐州接壤的地方，拿到几个本属于三吴的郡县，对北府军而言，将会是极大的物质支撑。”
谢瑾的回复来得很快，第二日一早，信便送到了郗归手中。
经过先前的几次论辩，他对郗归信中的要求很是赞同，认为目前的情势之下，三吴务必保持安定，不宜再生动荡。
因此，必须有力约束世族们施加于平民百姓的虐政，好生安抚先前无辜受难的百姓才是。
他在信中表明，已经派人沿江而下，去会稽给王定之送信，随行的还有一位琅琊王氏旁支的庶出长辈，是王定之之父王和之从前的伴读，负责前去督促王定之按照信中吩咐行事。
随信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——王平之死了。
这大半年来，王平之始终缠绵病榻，几次病危，都被险险救了回来。
如此这般，以至于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他虽然病得极重，但却并非致命的急症，总能这么吊着似的。
太医们都说，王平之只要能够坚持到天气转暖，今年夏、秋就必定无虞。
谁曾想，眼看就要到阳春三月，他却骤然犯病，撒手人寰了。
王平之的死亡只是一个开始。
他去世后，太原王氏顿时失了家主。
此后的半个月里，后父王蕴急于找回颜面，想要代替王平之成为新的家主，可徐州刺史之位的丢失和江北大败这两件事，无疑大大削弱了他的竞争力。
更何况，王蕴和王平之本就属于太原王氏不同的两支，虽说同出一脉，可经过了三四代的繁衍，早已没有表现出来的那般亲密，只是因为王平之身为中枢重臣的身份，才短暂地结合了几年罢了。
正因如此，王平之才刚去世，他的儿子王安便与后父王蕴一脉处处相争。
王安认为自己身为王平之的嫡子，理应继承家主之位。
可王蕴作为当今国丈，自然不肯被一个孙辈的年轻儿郎比下去。
就这样，太原王氏的家主之位，到了最后，已然变成了王蕴与王安的意气之争，而非为了家族前途而进行的审慎选择。
王蕴毕竟是当今皇后的生父，王安年纪尚轻，于仕途功业上无所建树，又没有宫中贵人的支持，难免在斗争中落了下风。
就在这时，江北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——鲜卑拓跋部送给江左的千匹战马即将抵达建康。
马匹下船的那一日，江畔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
无论是世家还是平民，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、这样骁勇的战马。
这些来自代北的战马，个个器宇轩昂，精神振奋，看得人眼前一亮，欢喜非常。
然而，这一千匹战马，最终只有八百匹被送到京口，再经由郗归安排，或赴江北战场，或是留在徐州。
其余两百匹，有的被留在了皇室园囿，但更多的，是以赏赐的名义，进入了各个世家的庄园。
就连留下来的这八百匹战马，也已经是谢瑾极力保护后的结果。
对于此次市马的结果，郗归并不十分满意，可建康城中却并非如此。
圣人因为皇室挣了脸面而欢喜骄傲，世家子弟因为有了骏马而洋洋自得，琅琊王更是因为这项功劳，一跃成为参政王侯，进入中枢议事。
圣人想借琅琊王之手伸张王权，谢瑾也有心杀一杀那些阻挠迁徙淮北流民之事的世家，所以痛快地议定了这件事。
听闻消息的那一日，褚太后召琅琊王入宫，于宫中设宴，与圣人、琅琊王一道进膳。
宴会之上，褚太后殷殷嘱咐，要二人谨记“兄弟同心、其利断金”的道理，万不可为一时的私利昏了头脑，从而做出兄弟相争、他人渔利的事情。
事实上，对于授与琅琊王权柄之事，褚太后本就不甚赞同。
可圣人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又和太后在政见上多有不同，早已不愿按照她的安排行事。
褚太后连连劝告，圣人却只是不耐烦地说了句“母后是想效仿吕后听政吗？可儿子却不是汉惠帝”。
如此这般的指责，不可谓不重，以至于满殿宫婢侍人，都惶恐地跪了下来。
太后看着圣人不耐的神色，心中满是无力。
她早知此事无可挽回，可却还是举办了今日的宴会，于席间苦苦相劝，声泪俱下地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。
之所以如此，只是为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能记得彼此间的兄弟情谊，好歹顾念些大局，不要为了权势反目，以至于贻害江左，沦为司马氏的千古罪人。
可这两个成年的儿子，却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听她说话。
太后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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